据CIETT数据显示，全球人力资源市场收入构成中，灵活用工占比高达70％，市场规模近3万亿人民币；在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源行业中，灵活用工人员占比普遍较高，比如日本达到了40%，美国紧随其后，也有30%左右。

     中国劳动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，是日本的10倍，但目前中国的灵活用工占比却仅为9%，与日本和美国相差甚远，而且，中国的灵活用工市场还从未诞生巨头。有差距，才有发展的空间，因此，中国灵活用工的发展潜力蔚为可观。

  “灵活就业是从员工的角度而言，而从企业用工的角度，它叫灵活用工。这两个概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本质是一回事儿。灵活用工或灵活就业，它既能优化营商环境，又能促进员工就业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。而且不但企业和员工需要，国家层面也非常鼓励这种就业促进方式。”陆敬波表示。

     疫情影响下，国家指出要“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平台”，多地政府陆陆续续也开始推行“灵活用工”，北京、深圳、浙江、天津等地，从用工形式、用工管理、保障机制、预防纠纷等方面给予了灵活用工政策支持。

1、 疫情催火了“共享员工”

    年初在疫情持续影响下，一些暂时难以复工的中小企业要为员工支付基本工资，压力巨大。同时，由于网购需求猛增，线上零售企业门店员工、配送小哥职位出现大量空缺，于是出现“共享员工”这一新的用工模式。

    共享员工”的实际用工主体与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分离，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用工方式：

      其一，就是根据自愿原则，原企业把员工临时借用给用人企业，三方签订协议。

      其二，原企业不过问，员工个人和用人企业签订协议，事实上和一般的兼职工作并无区别。

   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用工企业，根据最新数据显示，疫情期间通过共享用工模式，盒马鲜生吸收了40多家企业的5000多名“共享员工”，有效的缓解了自身的用工短缺问题。

    作为疫情期间一次新的尝试，“共享员工”这种权宜之计，既减轻了输出企业用工成本压力，增加了员工收入，又缓解了输入企业人力稀缺的困境，让参与的三方主体实现了共赢，对三方来说都称得上是意外之喜。

    秦皇岛灵活用工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，并且还在不断的发展壮大。